采访时间：2019年6月13日

采访地点：北京昌平寓所

人物小传

　　于葆忠，1930年4月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1954-195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煤炭工业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1964年调入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事保险工作。文革期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成立“9人小组”处理留守业务，维系民族保险血脉，于葆忠是“9人小组”副组长。1972年保险机构恢复后，历任人保驻伦敦代表处代表、香港中国保险港澳管理处主任等职务，1995年离休。

从革命前线到保险阵地

　　问：于老，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是怎么加入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的？

　　于葆忠：我是1946年在黑龙江密山县老家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从沈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工作。

　　1964年，为了加强对外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从全国各地调入30多人，分配到外事部门。我调入总行，再由总行分到人保公司国外业务处工作。当时人保公司下设“三处一室”，即国外业务处、再保处、海外机构管理与会计处、办公室（含人事管理）。总公司在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几大口岸设有分公司，在梧州、厦门、连云港、秦皇岛等地设有支公司。

　　国外业务处主要办理进出口货物和远洋船舶保险，任务有展业、承保、验损勘查、理赔，有制订保单、条款、费率，有对下级分支公司业务指导和管理等。业务处还下设北京营业部，主要负责北京市各外贸公司的进出口业务，以及驻京大使馆的保险。

　　我分配到业务处后任副处长，协助王永明处长工作。我是保险战线一名新兵，一面工作一面学习，银行开办外语学习班，公司也安排了业务学习，请保险学者讲课。那一阵我负担很重，在工作之余恶补业务理论知识和英语。除了业务工作，当时公司领导也要求我负责处内政治思想工作，也就在处内为加强团结、老同志相互合作以及青年同志教育等做了努力。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公司卷入运动中，我也很快就靠边站了。

“9人小组”维系民族保险业血脉

　　问：文革期间，保险业务受到重创，几近停办，是“9人小组”维系了保险业务的存续，请您回忆一下“9人小组”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

　　于葆忠：“9人小组”成立的历史背景很复杂，我只能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做一些回顾，供参考。“9人小组”是1969年成立的，之前国务院下属几十个部委，精简到十几个部委。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并成一个单位，由财政部军管会统一领导，在军管会下设财政和银行两个大组，在两个大组之下，设立若干业务组，银行国外业务组就是业务组之一，国外业务组下设保险小组，就是“9人小组”。保险小组对内管理原有的国内外保险机构和经营保险业务及再保险业务，对外沿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字。

　　问：“9人小组”的名单，您还记得吗？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于葆忠：9人名单是人民银行代表当众宣布的，组长姜云亭，是海会处副处长，由江西调入；副组长是我，由山东调入；另一位副组长徐文智，是海会处大学生。组员有再保处老专家王仲石，大学生刘恩正；国外业务处大学生刘薇、丛泽兹和徐振彬，老同志王淑梅，其中几位大学生已经有5、6年工作经验了。另外，还有周庆瑞、罗烈先等协助“9人小组”工作。这个小组包括各业务部门人员，比较均衡地照顾到各方面，这也反映了当时运动形势，中青年们代表未来的希望。未在名单之内的保险公司同事，除了老病人员之外，原则上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进行再教育。

　　“9人小组”成员在认真参与政治学习的同时，还要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保证保险业务正常运行。小组成员白天做业务，晚上开会学习，及时完成了承保、理赔、分保、对外联系等各项任务。我们也要外出展业，如每年按时参加春秋两季广交会，与参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远洋公司保持业务沟通，接待英国经纪人及越南、朝鲜的国家保险公司领导来访。在文革中，我们还要去各分公司调研。我到过广州分公司、天津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了解情况，与中国银行当地分行商量解决一些困难，如办公用房不足等。

1970年参加“广交会”

　　问：作为“9人小组”副组长，您认为“9人小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怎样作用？

　　于葆忠：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设立“9人小组”是不二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决定的。“9人小组”的存在，说明保险公司不能撤销，保险业务是砸不乱的，对外保险业务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1959年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已经在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在十年后又要停办对外保险业务，把保险业务全部停办，连根拔掉，势必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障，当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因各种灾害造成了损失，有保险就能获得经济补偿，渡过困难。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9人小组”不是孤立的存在，国家非常重视保险的存在和发展。在文革运动中，当有人提出要“砸乱保险”时，周总理及时作出指示：保险不能停办，保险也是对外联系的渠道，敌人要孤立我们，我们不能自己孤立自己。

　　有了总理的明确指示，有银行各级领导的直接关心和帮助，我们所有困难都能克服。保险小组得以顺利延续，直到1972年正式恢复保险公司机构，陆续从“五七”干校调回保险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保险公司系统逐步走上正常经营轨道。“9人小组”坚持了保险公司的存在，没有他民族保险业就全部停办了，血脉就断了；有了他，保险业在即将要消亡的过程中，又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起色。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远赴伦敦开展保险工作

　　问：您1972年初去了英国伦敦，作为人保公司首次派出去的代表，请给我们介绍下您在英国工作的情况。

　　于葆忠：我除了担任人保驻伦敦代表外，还兼任中行伦敦分行襄理。在伦敦有两方面的工作，其一，协助经理分管银行信贷管理的工作，当时银行信贷部门的经理是一名老华侨，夏承志先生，英语好、业务熟、善交际、很友好，也很爱国，对我们派出人员很热情。在银行业务工作上，我们一起走访客户，了解客户的经营情况、有什么困难、还贷能力、有无拖欠、有无进一步要求等。在走访中了解了很多民情，特别是华人情况，当地华人多为普通民众，少有大客户，中国银行与他们关系较好，他们愿意把钱存到中国银行。中行信贷规模小，额度较大的都由经理来决定放贷。这就是我在借贷部门的日常工作。

1973年在伦敦接待到访的银行保险代表

　　另一方面，保险业务的任务较重，事项较多，诸如：加强与当地保险商经纪人交往，巩固老关系，建立新关系；走访一些大机构，如劳合社、船舶协会、保险学会，了解保险市场交易、分保条件、费率变化、保险条款修改变更，催收账款，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勘查、验损，以及总公司临时交办事项等。

　　郭德纯同志与我同时派驻伦敦，协助我的工作。分行从领导到一般同事对我们帮助很大，对开展保险工作非常重要，这一点我始终铭记在心。

　　我在1974年中调回北京后，下放“五七”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1976年中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先后在计划局、基建司、金融管理司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等职务。

　　1984年总行决定调我赴香港工作，接替秦道夫同志，组建中国保险港澳管理处，在香港工作了十年。1994年奉调回北京，1995年2月正式离休。

1989年出席香港民安保险创业40周年庆

祝福中再寄语未来

　　问：作为再保险行业老前辈，您对中再的发展和中再人有什么期待和寄语？

　　于葆忠：首先我们中再新一届领导班子很好，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在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精准脱贫两大攻坚战上取得成效，“一带一路”业务也抓得很紧、很好。

　　其次，我认为再保险公司是人才密集和资金密集型的公司，这是我们再保险的两大优势。如何发挥两个优势是公司研究的重点课题，希望公司抓紧、抓实、抓出更大效益。

　　第三，青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中再的希望。在此，我借用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文中几句话作为赠言，愿与青年同志共勉：要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很难，做这样的高人更难，我们要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造就自己、奋勇前进。

2019年与老伴欧阳天娜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