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9年8月21日

采访地点：彩神险大厦

人物小传

　　戴凤举，1941年12月出生，1966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曾任江西省崇义县人民银行杨眉营业所会计、县银行信贷员，县委宣传部干事。1974年调共青团江西省委，历任宣传部干事、副部长、团省委常委、《江西青年报》总编辑。1983年任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1986年调国家审计署任金融审计司司长。从1990年起，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总经理、人保总公司副总经理；1996年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999年至2005年先后担任彩神险公司和中再集团总经理。党的十六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知天命之年再挑重任

　　问：您的职业生涯跨度很大，我们很想了解，您后来是怎么弃官从商、跟保险特别是再保险公司结缘的?

　　戴凤举：我一生的工作岗位屡有变动，都是命运使然，不排除个人兴趣、爱好和某些长项在冥冥之中起过作用，但无刻意追求。只有一次例外：从审计到保险。改革开放，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使我产生了“回到金融战线”的强烈愿望。但起初“饥不择食”，尚未弄清“金融审计”与“金融行业”在性质上的区别，就匆忙进了审计署。入门后发现：这个部门、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其对人员专业技能的要求，是我的短项。我虽然当过会计，记账、算账应非外行，但不会查账，又不愿硬着头皮去学，于是决定改换门庭。进入保险业，是我自愿并积极要求的。

1983年任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

　　关于“弃官从商”的问题，上世纪末，我国仍是计划经济为主，国有体制内的某些行业，官商不分、亦官亦商。比如，国有商业银行长期被称为专业银行；李鹏总理在大会上说：“人保公司也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我们听了很兴奋。当时银行、保险公司都被认为是政府机构，总行、总公司是国务院的直属局，后来又说是“直属局级的经济实体”，各级分支机构都有行政级别，因此，当时虽然身已入海，却全然没有“下海”的感受。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主体的增加，我逐步认识到：货币和保险产品都是商品，保险经营者就是保险商。我自愿而不自觉地踏上了经商之途，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新的挑战，必须勇敢地面对。

　　1995年，我国第一部保险法诞生，规定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要分业经营，还规定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必须将其承保的每笔财产保险业务的20%办理“法定分保”。据此，1995年10月，国务院行文批复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为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中保再保险公司。既实现了分业经营，又有了办理法定分保的再保险公司。当时中保集团的总经理是马永伟，副总经理有王宪章、孙希岳、何界生、吴小平和我。王宪章已在香港，代表中保集团领导所有的海外机构，孙希岳、何界生和我各领一摊，这样我就以中保集团副总经理的身份到中保再保险公司兼职。这既有工作需要，又有个人自愿。当时我已54岁，俗话说岁月不饶人，此时跟再保险结缘，那就是“小卒子过河”，只能勇往直前。能否在工作生涯的最后几年交出一份较好的答卷，这是对我的考验。

　　问：中保集团及其三家子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彩神险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中再集团及中再产险、中再寿险成立于2003年12月。但是，在今年的金秋十月，人保、国寿、中再都在庆祝建司七十周年，这是否有点矛盾？

　　戴凤举：我认为并不矛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于1949年10月。她于1996年改制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后，又过了三年，中保集团看到几家子公司都已“长大成人”，为了让他们独立发展，自愿“集香木自焚”，在浴火中，重生出了四家国务院直属企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彩神险公司和香港中保集团公司。此后，这些“人保系”的公司又衍生出众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他们同宗同祖、同根同源，“要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虽然各有各的“生日”，但是他们以祖宗的生日为尊，每年十月，都庆祝和纪念，这是可贵的念祖情结。

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成立招待会

出师不利  一次创业找生计

　　问：中保再成立之初，面临第一次创业，听说出师不利，当时究竟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戴凤举：当时公司注册资本金是20亿，但是实际到位的只有13亿，先天不足。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原人保在国际业务上经验不足，不知道美国的产品责任保险水有多深，最初几年分保费接得很多，却几乎没有赔款，就盲目认为这个险种很好，当时提出过“大接大赚”的口号。未曾想：责任保险的尾巴很长，比如，某种产品是否污染环境，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有何影响，有的要在十年乃至几十年后才能暴露，这时候就必须“大赔”。当时人保将保费全部作为利润上缴财政，未按规定从保费中提取足额的责任准备金，经测算有23亿元的未了责任，这23亿元的账面亏损就分给中保再了。当时刚分家，我们还没有业务来源，就要随时准备人家来索赔，压力之大可以想见。好在财政部给了政策：中保再今后几年的经营利润不必上缴，全部用来弥补以前的亏损和补充资本金，这才逐步渡过难关。

　　当年，政府授权中保再办理法定分保，代行国家再保险公司职能。但是，中保再在组建初期，法定分保处于“有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额分保”和“分瘦不分肥”的问题。有的公司将出险的业务塞进合同，不出险的不进合同；质量差的业务办法定分保，质量好的不办。更有甚者，一些大的风险不发生损失时，不办理法定分保；发生了损失，才“补”办法定分保。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法定分保业务的质量，如不认真解决，法定分保将面临亏损经营。后来，人民银行根据保险法下发了《法定分保条件》和《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接受人（指中保再）有权就本条件有关的业务事项向分出人查核”，保险司还决定抽调人员，与我们一起搞调研，查核《法定分保条件》落实情况，这才使法定分保逐步走上正轨。

　　在商业分保上，最严峻的考验是业务来源问题。分家的时候，我们对新情况没有思想准备。按照人民银行、中保集团设计的方案，中保再主要经营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分入、分出业务。按照这个方案，我们把主要的业务骨干和技术力量放在分入业务部和分出业务部，准备在为中保财分散风险方面“大展身手”。未曾想：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分家之前中保财、中保寿、中保再都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部门，是一家人，吃大锅饭，各个部门的业务自然都通过再保险部去分保。现在虽然都是中保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分灶吃饭了。中保财的分入、分出业务是块大肥肉，他们不再愿意通过中保再去分保，而是成立再保险部，自己搞分入、分出业务。这样中保再商业业务的来源就非常之少，众多的业务骨干，不但无用武之地，还面临严峻的生计问题。怎么办？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在会上唱起了《山不转水转》，因为歌词的内容跟当时公司的情况很接近，很多人就跟着唱，有人还掉了眼泪。歌词很有意思，“山不转啊水在转，水不转啊云在转，云不转啊风在转，风不转啊心也转……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没有钻不出的窟隆，没有结不成的缘……再长的路程也能绕过那道弯”。

1996年中保再成立时领导班子及部门负责人

　　问：那么，您是如何带领员工把公司“转起来”并开启第一次创业历程的？

　　戴凤举：首先是转变观念。拓展商业再保险业务，要实现几个转变：在经营方式上，由坐等业务上门向对外拓展业务转变；在经营范围上，要由单纯重视国际业务，向开拓国内再保险市场转变。当时国际上再保险的承保能力过剩，没有利润，我们又缺少资金运用的渠道；而国内保险市场还有承保利润。所以，我们决定把主要力量放到发展国内的再保险业务，走中国式的再保险事业发展道路。

　　为了开拓出国内再保险市场的新天地，我们充分利用法律扶持的优势。当时《保险法》有“优先在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的规定。当然，“优先”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不是“保护落后”。于是我们苦练内功，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再保险价格，并提供高质量的再保险服务，努力在承保、理赔服务等环节赶超外国公司，在此前提下，我们苦口婆心搞宣传，提倡国内直保公司购买“再保险国货”。1997年下半年，我们与国内13家保险公司签署了《全国保险行业公约》，对优先在国内分保作了明确规定，对中保再商业分保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在公司内部采取竞聘上岗，这在当时震动很大。我们的保费，当时商业分保的比重很低，主要靠法定分保。但是从公司的长远考虑，不发展商业分保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商业分保费不能停留在“每年递增”，必须每年都翻番加倍，难度很大。起初谁都不敢挑这个担子，于是就搞竞聘上岗，重奖重罚，竞聘的第一年业务就直线上升。

　　中保再在组建初期，之所以能渡过各种难关，全靠全司员工的团结进取和政府部门的关爱以及全国各家直保公司的支持，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上面有的地方说到再保险公司与直保公司的某些矛盾，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将牢记直保公司的友谊，永远进行友好合作。

　　问： “中保再”是怎么发展为“彩神险公司”的？

　　中保再成立后，公司的信誉、知名度不断提高，被列入世界再保险公司二十强之内。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组建国家再保险公司的再请示》，说明组建国家再保险公司的紧迫性，并说明组建的条件基本成熟。当时，组建中国保监会的问题也酝酿已久，以马凯同志为组长的“整顿保险业工作小组”也向国务院请示“关于组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时是否撤销中保集团的问题”。于是，国务院于1998年7月16日召开总理办公会议专门讨论这两个问题。马永伟、孙希岳、何界生和我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同志参加讨论。国家计委的同志认为：以中保集团为基础组建保监会，对国家是最省事的选择，人财物包括办公大楼一应俱全。财政部的同志认为：如将中保再升格为国家再保险公司，财政部就不必另外拨付资本金，因为中保再的资本金已接近30亿元。其他参会人员大多数主张：既然要成立保监会，财险、寿险、再保险公司就不再需要中保集团监管，省得婆婆太多，关系不顺。李岚清同志说：大家都主张撤销中保集团，看来撤销是大势所趋。朱镕基总理最后总结，拍板同意。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实施，中保集团“凤凰涅槃”，中保再、中保财、中保寿更名后升格为国务院直属企业，保监会也应运而生。这是我国保险行业监管体制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1999年彩神险公司成立

　　1999年3月18日，彩神险公司成立，在北太平庄总参测绘局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当时的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阎海旺、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为我们揭牌，明确“彩神险公司是国家再保险公司，要在彩神险市场上发挥主渠道作用”。

风云突变 二次创业解危局

　　问：彩神险公司成立之后，又面临什么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戴凤举：中国再成立以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通过规范法定分保、大力拓展商业再保险业务，我们用利润弥补了当年分家带来的美国责任险的23亿元亏损，补充了17亿元资本金。大家对未来都充满希望。

　　当时，我国政府为了加入WTO，正在跟有关国家和组织进行艰苦的谈判。法定分保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保险业的重要措施，我国政府曾想尽力保留，但是人家不答应。经过几轮讨价还价，只争得了四年“缓冲期”，即20%的法定分保在中国入世时不变，但从2003年起，每年减少5个百分点，到2006年完全取消。

　　当时法定分保业务量占中国再业务总量的95%，是公司赖以生存的支柱。虽然商业分保费每年都成倍增长，但因基数太小，发展还是跟不上。法定分保比例从20个点每年降5个点，等于每年都减少1/4的业务量，这必将导致业务收入快速下降，承保利润大幅下滑，甚至面临赔付危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有人讲彩神险公司“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又唱起了《山不转水转》。

　　问：再一次面对存亡考验，中国再是如何转危为安的？

　　戴凤举：困难反映到国务院，温家宝副总理批示：“对再保险公司因逐步取消法定分保比例可能造成的经营困难和赔付风险，再保险公司及保险业改革专题小组要认真研究并提出对策。”于是，我们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和闯关的历程。

　　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和国外的研究机构给我们论证，怎样让中国再脱胎换骨，不依赖法定分保，转变成完全商业化的再保险机构。

　　改革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亲身经历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惆怅，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通过不断地寻求探索和多种方案的比较、筛选，终于豁然开朗，体会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

　　改革方案报到国务院，很快就批下来了：马凯同志“建议同意”，温家宝副总理“报镕基、岚清同志批示”，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李岚清很快圈阅。消息传来，全司员工欣喜若狂。详细过程难以细述，最后的方案就是将彩神险公司组建为彩神险集团公司，下设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当时媒体叫“一拖六”，以再保险为主业，同时经营直接保险业务，全部是商业性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2006年法定分保取消以后，我们财务上各方面非常正常，渡过了这次难关。

2003年12月22日彩神险（集团）公司挂牌

　　现在回过头来看，取消法定分保，迫使我们变“压力”为 “动力”，促进了我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努力在市场上拼出一块天地来。不取消法定分保，改革的步伐还不一定这么快，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山不转水转”。

长征接力有来人

　　问：您什么时候从中再集团总经理岗位上退下来的？

　　戴凤举：取消法定分保的难关渡过之后，我已过了“耳顺”之年。我一生工作生涯的最后十年是主持再保险公司的工作，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其间也有失误和遗憾。过了60岁以后，我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思想难免老化、僵化，并产生惰性，缺乏创新开拓精神，影响企业发展。因此我决意引退，多次口头申请，未获批准，2005年1月，我递交了正式的书面辞职报告。2005年5月，我卸去了中再集团一把手的重担，当时顿感快慰。

出席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出席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问：您对第三次创业有哪些期望，对我们现在的再保人有哪些寄语？

　　戴凤举：叶剑英元帅在8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我年近八旬，也不需要太去操心了。 “长征接力有来人”，现在中再的领导班子是历史上最好、最强的领导班子，他们稳健、求实，党性、精力、学历、经验、奉献和开拓进取精神都比我们当时强得多，而且已经创造了比我们当年更多更好的业绩。我们当年翻越的仅是小山头，他们现在攀登的是新的高峰。我坚信，在这样好的班子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中再的明天肯定更加灿烂辉煌。